從山西省人大獲悉，近日，《山西省十三屆人大常委會立法規劃(2018-2022年)》發布，規劃中，山西從特色農業出發推進實施鄉村振興戰略，擬制定、修訂和修正涉農與生態保護方面的地方性法規21件，涵蓋農業特色產業、經營主體、土地承包等多個方面。

為全力推動鄉村振興立法規劃工作，山西擬新制定《山西省鄉村振興促進條例》《山西省小雜糧產業促進條例》《山西省雁門關農牧交錯帶建設條例》《山西省林果業促進條例》等6個法規項目;擬修訂《山西省實施辦法》《山西省實施辦法》《山西省農作物種子條例》等8個項目;擬修正《山西省農民專業合作社條例》《山西省農業環境保護條例》等7個項目。

在推進鄉村振興戰略實施中，山西統籌生態文明建設立法，加大了水資源、森林資源、野生動物保護管理等方面比重。把氣象災害防御、濕地保護、水工程管理、畜禽屠宰管理等立法修法工作納入規劃中，為鄉村振興和綠色發展提供法治保障。

鄉村振興立法的必要性

首先，鄉村振興立法是實現重大改革與創新必須于法有據的需要。鄉村振興涉及到國計民生的三農問題、新時代社會矛盾的有效解決。它是黨中央作出的重大決策部署，是一項涉及鄉村發展的重大改革，要得到順利推行，必須為之提供法律依據，使之在法治軌道上運行。特別是在三農問題改革已經進入深水區的當下，困難與問題非常多，迫切需要立法先行。而作為一部基礎性、綜合性的法律，鄉村振興立法，必將為振興鄉村提供法律支撐，為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提供手段和路徑。

其次，它是督促各級黨和政府履行鄉村振興職責的需要。鄉村振興，不僅需要廣大農民的努力，更需要各地黨政機關采取有力措施加以推行。而可以采取哪些措施、黨政有哪些職權、應當履行哪些職責，都必須在法律中予以明確，在立法中明確授權，體現法無授權不可為的法治要求。如果沒有法律的依據，便有違法之嫌疑，會導致不作為問題。鄉村振興的立法，可為公權力機關在鄉村振興中積極作為、防止不作為、督促各級黨和政府履行鄉村振興職責提供保障。

再次，它是將黨的基本方針及時轉化為國家法律的需要。鄉村振興是黨的十九大確定的一項國家戰略，并以中央一號文的形式發布，在黨章中也有所體現，但都屬于黨的基本政策和方針范疇。這項黨的基本方針政策對我國鄉村發展與振興具有總體性指導意義，不僅是制定法律的依據，也要求國家權力機關及時將之轉化為國家法律，將行之有效的政策法定化，成為具有權利、義務、責任性質的內容，以增強其強制執行力，并確保鄉村振興戰略實施的穩定性、連續性和常態化。

另外，它是有效補齊我國法律體系短板的需要。目前，我國的法律體系基本是以城市為主體，以推進城市發展的法律居多，而專門針對鄉村的法律很少，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鄉村振興。正如有學者所云：“沒有法治鄉村的法治中國是不完整的，全面依法治國需要法治鄉村來補位。”當下必須加大對鄉村治理的法律規范的供給，制定鄉村振興法，補齊法律體系的短板，使我國法律體系更加完善。